2013年1月5日，伊斯坦布尔一家书店内公开售卖的《共产党宣言》。
过往几十年，土耳其查禁的图书多达数万种，包括共产主义导师的经典著作、左翼诗歌和情色文学。但从1月5日开始，它们已不再是禁书。在伊斯坦布尔的书店里，《共产党宣言》明目张胆地登上了货架。
两万三千种图书开禁
这一切要归功于土耳其政府决心走法制化禁书的重大改革，过去有关部门多头掌控的禁书权，现已交还法庭。去年7月，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规定2012年前各地各有关部门作出的所有禁书决定，若无法庭在六个月内予以确认，便将自动失效。
在今年1月5日的限期到来之前，没有任何一家法庭认可对任何一本书的禁令。因此，一夜之间，禁书令全部作废。
首都检察官屈尔萨特·卡亚勒告诉法新社：“安卡拉的所有禁书令都将在1月5日解除。”
卡亚勒已在上个月宣布，在他管辖权所及的范围内，将使所有禁令自动失效。这意味着仅在首都一地，便有453种图书和645份报刊不复被禁，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一部连环漫画、一部地图集、一份土耳其人权报告，以及一部关于库尔德人的随笔。
法新社的报道没有提及毛泽东的著作，但是资料表明，那也曾经是土耳其的禁书。
安卡拉的名单只是该国现当代禁书库中的一小部分。土耳其出版商联盟（TYB）负责人梅廷·杰拉勒·泽伊尼奥卢说，根据他从司法部得到的数字，全土禁书总量约为23000种，但这也只是来自估算，因为禁书令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由不同的有关部门分别作出的。“此外，过了这么多年，大部分［禁令］都已被人遗忘，出版商已经恢复印刷禁书了。”他说。
禁书与作家的命运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对土耳其大诗人纳泽姆·希克梅特的禁令长期有效，但他的诗歌在多年前便可公开出版。
希克梅特被比作洛尔伽、阿拉贡、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在土耳其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一本希克梅特诗集中，早年便与他结识的中国作家萧三写道：“由于国际进步人士的声援和土耳其工人与知识界的群众性的抗议，迫使土耳其反动统治者终于不得不释放诗人出狱。为了要求释放他，在土耳其出过一种专门的刊物，这刊物的名称就叫作《那济姆·希克梅特》。尽管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一切进步民主运动，当诗人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站在伊斯坦堡的大桥上，手拿一块标语：‘要求释放我的儿子！’时，在仅仅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四千人签了名，而且都写下自己的住址。警察几次企图驱散群众，但也无效。”
1949年，毕加索和萨特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要求土耳其政府释放希克梅特。1950年他在狱中绝食后，老母亲塞丽勒也开始绝食，多位土耳其知名诗人第二天亦绝食响应，最终使他在当年以大赦获释。
希克梅特后经黑海从土耳其逃到罗马尼亚，并前往苏联，于是政府剥夺了他的国籍。土耳其报章亦曾刊发其照片，号召全国人民往他脸上吐口水。他流亡在外，无法返国，晚年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佩列捷尔金诺。1963年6月3日晨，他出门取报纸，突发心脏病而死，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希克梅特生前希望，能在死后下葬于故乡安纳托利亚任何一个村庄的任何一棵梧桐树下，但这一遗愿至今未能实现。而他被剥夺的公民身份，直到2009年才由埃尔多安政府恢复。
只有象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土耳其的审查和禁书改革只是象征性的。出版商厄梅尔·法鲁克说：“［政府的］心态没变，那些人还会继续为所欲为，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做的有理。”法鲁克以前出版过法国色魔萨德侯爵的名作《卧室里的哲学》，但被有关部门以涉黄罪名查禁。他不服，起诉政府。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禁令终被推翻，但有关部门有法不依，继续查抄此书。
此外，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在上个月宣布，土耳其是世界上系狱记者最多的国家，坐监者多达49人，其中多为库尔德人。
2008年，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代表，土耳其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书展开幕式的讲话中，一再为本国作家一个世纪来的悲剧命运鸣冤叫屈。“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帕慕克说，这种种作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就坐在听众中间。
但无论如何，今天禁书令的大规模废除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土版联的泽伊尼奥卢说，一个实打实的效果是，“过去有许多学生在示威中被捕，现在还在狱中，就因为他们藏有禁书。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把这个当成罪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