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保护是一个长时间困扰创作者的问题，原来是纸质盗版，现在是网络侵权盗版。保护版权，网络上要有红绿灯，无序的状态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当前著作权保护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数字时代如何保护著作权？
尽快完善著作权保护制度
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把人们的生活带入了数字时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由于版权保护的不到位，特别是法律保护制度的不完善，数字音乐这块巨大的市场并没有给音乐产业带来巨额的利润，反而导致了音乐产业的日渐萎缩。”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音乐家徐沛东认为，实体专辑销售额过去8年降低90%，与网络盗版音乐泛滥有直接关系。
“随着科技的发展，盗版变得越来越容易，很多唱片公司花了很大的力气作出的原创产品，通过网络等很容易就被盗版。”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出版集团董事长许明亦有同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进一步指出，对于对网络侵权的认定，目前普遍采用“避风港”原则，这极大地纵容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必须尽快完善著作权保护制度。
“随着网络业务形态的快速发展，著作权保护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加强著作权的保护和运用，有必要继续开展全面修改《著作权法》研究工作。”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宋鱼水希望能够尽快修改《著作权法》，但她建议要在成熟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20年前的法律，必然有很多地方已经不适用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玉光表示。
修法应是全民智慧结晶
对于当前著作权权利的看法，石峰认为划分得过细，导致不同种类的权利难以界定。他告诉记者，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将著作权细分为17项权利。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数字化的作品，既可通过卫星传输，也可通过有线和无线的网络传播。尤其是随着三网融合的实现，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就很难区分和界定。宋鱼水则认为《著作权法》的修改宜细不宜粗。“这样今后办理著作权的案件过程中，法律人员不会觉得晦涩，公民也不会觉得难懂。”她也希望这次《著作权法》的修改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她认为，修法应该是全民智慧的结晶，希望可以实现在修法过程中的广泛参与。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总经理简勤也建议，进一步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建立畅通的授权渠道，扩大著作权法定许可的范围，建立著作权补偿金机制，构建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把鼓励创新和推动著作权相关产业，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必须直面诸多新情况
今年，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带来了《关于数字化中文字体、字库知识产权保护的提案》。黄书元认为，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应将字库和字库中的单字明确列入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客体；将具有独创性的单字和字库明确列入美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客体；用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案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字库和字体的权利体现方式；可以考虑将字体、字库在基于社会公益目的且非营利使用时，对其权利范围作出进一步限定或者纳入合理使用制度的范畴。
徐沛东建议，修订现有的《著作权法》，特别是针对数字化状态下的产业态势，要加大惩赔力度、提高盗版者的风险与成本。“过去，由于罚款的数额过低，对遏制侵权和推动正版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许明则建议在《著作权法》中增加录音制作者的广播权和表演权，保护唱片业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聂震宁认为，《著作权法》中应就著作权登记增加如下内容：著作权人和相关人可以进行著作权登记，登记文件记载的事项是该事项属实的初步证据；转让和专有许可合同可以登记，经过登记的转让和专有许可合同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国家设立专门的登记机构；登记应当缴纳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