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国家图书馆举行了“馆藏钓鱼岛有关文献情况介绍会”。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研究专家、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家图书馆馆长助理孙一钢主持。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担负着为国家立法决策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重要职责。有关我国边疆（含海疆和陆疆）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一直是国家总书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并签署所谓“买卖合同”,上演“国有化”闹剧，这是日方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非法行径。为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充分履行国家图书馆职能，国家图书馆从馆藏中精选数十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岛）相关古籍善本、舆图、报刊等资料进行介绍展示，从历史事实出发，用文献“说话”，以此充分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钓鱼岛，以及中国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
一是展出了反映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钓鱼岛的文献。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出使琉球，诏告即位建元，并册封察度琉球王。从此，琉球王均由中国皇帝册封。官方与民间来往频繁，中、琉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明清两代朝廷先后24次向琉球王国派遣册封使，留下大量《使琉球录》记录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中国版图之内，钓鱼岛是作为出使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国与琉球海上疆界的中国官方文献。书中明确记载了“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当时的琉球人认为过了钓鱼岛列岛，到了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后才算回到国家，而钓鱼岛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夏子阳《使琉球录》（1606年），记载了过钓鱼屿、黄尾屿的情形，并记载了中国和琉球之间海上分界线“黑水沟”的海象。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记载去琉球国的路上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19年）所绘“琉球三十六岛图”及“琉球地图”，详实描绘了琉球国的属岛及地理境界，姑米山是琉球西南方的界山，不含钓鱼岛。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除确认了钓鱼岛在中外之界中方一侧外，还标绘了台湾及其附属以钓鱼岛为中心的东北诸岛。潘相《琉球入学闻见录》（1764）、李鼎元《使琉球记》（1802年）等都记录了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非琉球国土。
二是展出了反映中国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的文献。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1562年）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这是中国对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的最早记载之一。郑舜功《日本一鉴》（1555年）写道“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小东”即当时台湾别称，说明当时中国已从地理角度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茅元仪《武备志》（1621年）、明末施永图《武备秘书》，承袭了《筹海图编》将钓鱼岛列入海军巡检防御范围内的记载，表明明朝对钓鱼岛连续无间断地管辖。清政府第一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1736年）记载了“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说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于台湾管辖。范咸《重修台湾府志》（1747年）记载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台湾海防的防卫区域内。陈寿祺等《重纂福建通志》（1871年）将钓鱼岛等岛屿列为台湾宜兰县的海防要冲。邹世诒等《皇朝中外一统舆图》（1863年）清楚地标出以姑米山为琉球国界，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归中国版图。民国34年（1945年）3月由内政部地图发行许可、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出版的《中韩日形势图》明确标出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的地理位置，表明这些岛屿为中国领土。
除了相关历史文献外，国家图书馆还向与会人员展出了馆藏向达先生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著的《钓鱼岛 :历史与主权》《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的著作，以及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钓鱼岛我国外交部声明等资料。
展出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国至迟在十五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并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进行管辖，纳入了中国海疆版图作为海上防区，绝非“无主地”。日本明治政府于1885年通过冲绳县当局调查后，发现其是无人岛，于是在1895年编入日本领土。日方偷换概念，用无人岛的说法取代无主岛，所谓依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的说法纯属历史谎言。无论是19世纪末日本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还是20世纪70年代美日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都不可能也没有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2012年8月，“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今后将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全面整理和研究中国边疆文献资料，为国家有关大政方针的制定提供文献信息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