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柏林国立图书馆的《红楼梦》手写卡片图影
从四书五经到四大名著
早在1943年，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的东方部就藏有总数接近7万册（本）的中文图书，在中文印刷书籍和手写书籍的总数和价值上居全德国首位，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拥有最多、最好中文图书的图书馆。
这些中文图书的收集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早在勃兰登堡国弗里德里希·威廉（1620—1688）大选帝侯时代，这个图书馆就开始了中文图书珍品的收集。1665年，中文图书第一次出现在当时的选帝侯图书馆。不是出于收集珍品的激情，而是出于对远东经济的兴趣，勃兰登堡选帝侯考虑购买当时非常昂贵同时又很难买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
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两个“汉学家”——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安德烈亚斯·米勒和选帝侯的内廷参事兼御医克里斯蒂安·门采尔接受了这一使命，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了在当时来说数量极大的中文图书。据记载，1683年，柏林的选帝侯宫殿共有大概300册中文图书。通过购买和个人捐献两种主要渠道，1702年，这一数字增长为45种著作、共计400册。这些早期的中文图书中包括耶稣会教士的书籍，梅膺祚编纂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序刊本《字汇》，编年史《资治通鉴》，孔子的“四书”以及一些重要的中国医学典籍，这在今天是非常珍贵的了。
接下来的100年里，中文图书成了当时图书馆“被遗忘的角落”，它的存量没有增加，因此曾一度在图书存量和内容的重要性方面被法国巴黎图书馆赶超过去。随后，东方学家尤利乌斯·克拉普罗特（1783—1835）为这个图书馆带来了中文图书收集的新繁荣。在他的努力下，1810年和接下来几年，陆续有一些中文图书来到该图书馆，如著名的清朝《康熙字典》。克拉普罗特打开了中文图书阅读的方便之门，在1822年出版的图书目录里，他详细描述了57种著作，其中包括通俗小说《水浒传》﹑《列国志》和《三国志》17世纪的木刻插图本。
之后，中文图书的数量不断通过新的渠道增加，汉学家威廉·硕特在1822 年至1840年为中文图书的搜集和整理作出了贡献。在这期间的1831年，慕尼黑人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伊曼从中国为当时的图书馆购买了236种、共计2410册中文图书。
这些数量巨大、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图书奠定了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中文藏书的坚实基础。此外，图书馆还有来自不同捐赠者的单册精品，其中许多是普鲁士国王的捐赠。在亚历山大·冯·洪堡1830年和1832年的捐赠中，有一份北京城市地图，这是他在中亚旅行时带来的。还有普鲁士部长克里斯蒂安·冯·罗特尔作为赠品送给图书馆的一卷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彩色地图。再就是1834年到1845年传教士郭实腊来自中国的捐献。汉学家希尔特也为图书馆购买了许多重要图书，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清朝的类书《中文图书集成》和编年史《廿四史》。1901年，东方学家米勒将自己的36种中文图书捐献给了图书馆，这其中有北京出版的8000多本“蝴蝶装”佛家经典《大藏经》。
值得一提的是，在克拉普罗特1822年出版的图书目录里，包括通俗小说《水浒传》﹑《列国志》﹑《三国志》，还未提及《红楼梦》。但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红楼梦》经由汉学家威廉·硕特之手，走进了这个图书馆的目录。笔者曾在这里找到了由硕特手写的珍贵的书本式图书目录。据悉，硕特编写的中文图书目录1840年印刷出版过一次，1840年以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就只有硕特接着这个目录续写的手写中文图书目录了。
在由硕特写的藏书目录里，他注明《红楼梦》是“中篇小说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红楼梦》到底是什么。硕特是很有名的汉学家，是当时柏林汉语水平很高的人，对四书五经和中国的历史地理都很感兴趣，却对中国文学不感兴趣。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汉学研究并不发达，也表明中国小说在当时的德国人眼里并不是中国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