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出版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下文简称中情局）支持，这一传闻已经有几十年。美国作家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她《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传闻。根据美中情局解密的最新文件，这一传闻是真的，《日瓦戈医生》俄文版在海外的出版以及它在苏联、东欧的流通，确实是中情局对抗苏联行动的一部分。根据这批解密文件创作的一本历史著作《日瓦戈事件》也将于今年6月出版。
中情局将文学作为武器
在完成《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苏联出版界会对出版这部小说有所顾虑。小说的宗教色彩很浓，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论调和对十月革命的跪地吹捧格格不入，但帕斯捷尔纳克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苏联方面最终还是拒绝了《日瓦戈医生》。幸运的是，一位意大利米兰出版商通过其在莫斯科的文学观察员得到了《日瓦戈医生》手稿。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跟意大利出版商Giangiacomo Feltrinelli签署了出版合同，Giangiacomo Feltrinelli表示他会抵制来自克里姆林宫和意大利共产党禁止该书出版的压力。1957年，意大利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
随着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欧洲的出版和1965年电影版的巨大成功，《日瓦戈医生》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很少有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问世和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是得益于中情局的介入。精装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在荷兰出版印刷的，而便于携带的简装版由中情局直接负责印刷——这段历史是被长期隐藏的。
冷战时期，中情局喜欢文学——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都符合他们的胃口。图书被当作武器，苏联和东欧禁什么，这些图书就会成为宣传品去揭穿苏联的真相。在冷战的一系列项目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总共有1000万本图书、杂志由情报机构秘密运到铁幕背后。对于中情局来说，《日瓦戈医生》是他们的黄金机会。
1958年1月，美国中情局总部收到了一个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包裹，里面是两卷《日瓦戈医生》的手稿胶片。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史诗长篇小说在苏联被禁止出版。“这部书有很大的宣传价值，”中情局苏联分局的主管在一份备忘录里说，“不只是（小说）内涵的信息和发人深省的特质，还在于发表它的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人民怀疑他们的政府出了问题，在世的最伟大苏联作家用俄语创作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他们却无缘读到。”
这一备忘录属于最新解密的130份中情局文件，这部分文件详细解密了《日瓦戈医生》当年在西方出版与中情局之间的关系。根据这批解密档案，中情局不仅帮助《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还通过秘密行动将俄语版《日瓦戈医生》运回俄罗斯，通过隐秘网络让这部小说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流通。《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以及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迅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被认为触发了一场文化冷战风暴。根据这批解密档案创作的《日瓦戈事件：克里姆林宫和中情局的禁书之战》（The Zhivago Affair）即将于6月17日出版。但根据要求，“日瓦戈事件”的许多当事官员和中情局信源名字被隐去，除了使用这批刚刚被解密的中情局文件，该书还采访了多位跟该事件有关的其他官员。
布鲁塞尔世博会与《日瓦戈医生》
根据最新解密的这批文档，协助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中情局苏联分局一手运作，负责人是中情局主管艾伦·杜勒斯。项目由当时的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OCB）主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批准，OCB直接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
在华盛顿，苏联专家很快就觉察到莫斯科当局为何会厌恶《日瓦戈医生》。根据1958年7月的备忘录，中情局苏联分局主管约翰·莫里写到，这本书（《日瓦戈医生》）很明显威胁了克里姆林宫所描绘的那副图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对苏联宣扬的‘为共产主义牺牲个人的道德’的准则，是极大的挑战。”意大利版《日瓦戈医生》出版后不久，在一份备忘录里，中情局雇员建议将《日瓦戈医生》以尽量多的外文形式出版，让尽量多自由世界的人们阅读和赞扬，考虑推动他得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但没有证据显示中情局推动出版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确切关系，这成了谜团。
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召开，43个国家参加，美国和苏联都建造了庞大展馆来展示各自生活方式。当时比利时签发了16000份签证给苏联游客，大量在西欧的苏联人引起了中情局的兴趣。
中情局决定与荷兰情报部门（ BVD）合作，由他们的情报工作人员搜寻适合的人选把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带回苏联。1958年，中情局方面补贴了50位荷兰情报人员（BVD一共有691名雇员），这些人员都接受华盛顿方面的训练。美国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迹显示，这件事情是由美国方面干的。
1958年9月，第一个俄文版《日瓦戈医生》以海牙莫顿出版社的名义问世。200本书首先送往华盛顿，其余分发到中情局在西欧的分支机构，200本在法兰克福，100本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伦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运往布鲁塞尔。这些《日瓦戈医生》不能在美国馆分发，最终中情局找到了和美国馆相邻的梵蒂冈馆。梵蒂冈馆的名字叫“上帝之城”，苏联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里秘密建了个小型图书室。由中情局资助的《日瓦戈医生》就在那里分发给苏联人。拿到书的苏联人将蓝色的精装拆掉，把书页分开，偷偷摸摸带回家。“行动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备忘录写到。
但有一个问题是，中情局原先设想的是荷兰海牙的那家出版商会跟帕斯捷尔纳克的米兰出版商签订出版合同，这样可以证明在布鲁塞尔出现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荷兰人印的。但他们没有签订出版合同，在海牙印刷的这批《日瓦戈医生》是盗版。拥有《日瓦戈医生》版权的意大利出版商得知在布鲁塞尔出现盗版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后，非常愤怒。幸好怒火没有将中情局牵涉进去。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家评论简报》首次把《日瓦戈医生》的印刷与中情局联系起来。《国家评论简报》是《国家评论》给订户的一份简报，这份保守派杂志由小威廉·伯克利创办。一位写作者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医生》被秘密地运到梵蒂冈馆，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说在莫斯科的秘密传播，以及中情局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在苏联，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的消息也很快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那里。还是在9月，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巴黎的一位朋友信中说：“原版《日瓦戈医生》真的问世了？很多前往布鲁塞尔的观光客似乎看到了。”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备忘录显示，中情局认为《日瓦戈医生》很显然影响了苏联人。而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在压力下宣布“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日瓦戈医生》成文化冷战一部分
中情局方面精心指导其情报人员鼓动西方游客跟他们遇到的苏联人谈论文学和《日瓦戈医生》。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需求越来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简装本《日瓦戈医生》在巴黎出版印刷，上面显示的出版社是巴黎的Société d'Edition et d'Impression Mondiale，这是一家苏联流亡者创办的出版社，当然得到了中情局的支持。中情局的记录显示，这些《日瓦戈医生》部分通过中情局情报人员与在西方的苏联观光客和官员接触时分发，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分发给苏联和东欧学生。
在维也纳“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中情局方面分发的“禁书”共3万册，包括用14种语言发行的《1984》、《动物庄园》、《失败的上帝》和《日瓦戈医生》，其中《日瓦戈医生》除了俄语版，还有波兰语、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和中文版。事实上，在维也纳的大会上，克格勃已经注意到了禁书的分发情况，学生的一举一动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但这些苏联的监视者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宽容，他们对学生们说：“拿着，读它，但别带回家。”
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曾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根据《文化冷战》一书介绍，资助书籍出版是中情局的重要工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情局在50年代-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还出资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情局资助的名单：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奥威尔小说《动物庄园》的动画版改编，中情局就涉入其中，并积极出资对改编予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