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 方圆）刚刚过去的2013年对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来说，是忙碌的一年。这一年协会完成了换届，与中国移动、亚马逊中国等达成合作并实现了150多万元数字版权收益；服务国家公共文化建设，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开始交纳数字版权使用费。在授权方面，文著协在出版社与作家之间搭建了桥梁，在维权方面，向教辅侵权出版单位开展的维权行动，以及与苹果商店的谈判也收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过去的成果有哪些值得铭记，对于未来一年又有着怎样的期待？日前《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对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进行了专访。
代理版权解燃眉之急
2013年文著协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帮助出版社解决汇编作品的作家授权问题。据张洪波介绍，协会利用长期积累的会员和作者信息，为机械工业、华文天下、辽宁人民、新疆青少年、译林、中国中福会、接力、武汉大学等30余家出版社和民营出版策划机构代理解决百余部汇编作品的作家授权。此举既维护了相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推广了会员作品，也保证了图书合法、顺利出版，支持了出版社的工作，获得了出版界的认可。
201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协会为中国集邮总公司设计出品的《小蝌蚪找妈妈》个性化邮票小本票、《水墨童真》水墨画邮册、《喵天使——名家笔下的猫咪》珍藏邮票书等邮品成功解决了所涉文字作品的作家授权，会员的文字作品以图书之外的新形式得到推广。
协会还利用海外资源和海外渠道优势，积极参与中国出版走出去。2013年，协会与台湾萤火虫出版社、香港教育局、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新加坡名创教育出版社等相关机构签订了多份版权贸易合同，输出茅盾、毕淑敏、冰心、郭沫若、巴金等30多位著名作家的作品。
2013年8月，总局批准协会为“中俄经典和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中方执行协调机构，具体负责这个项目的执行。目前，中俄双方书目已基本确定，未来6年内，中俄双方将各自翻译出版对方国家50部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作品。
数字版权初获收益
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产业发展需要，文著协高度重视并追踪关注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专门成立了电子书业务部，积极与中国移动浙江阅读基地、亚马逊中国、多看科技等数字出版企业接触，探索数字版权合作模式。协会还与中央党校、人民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分别就“中国干部学习网”“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达成协议，为其解决出于公共文化建设目的而使用的部分数字图书版权资源授权问题。经过大半年的运营，文著协通过数字新媒体平台推广会员作品，为会员实现第一笔数字版权收入150多万元，近期已经陆续向会员发放。
文著协努力了解数字出版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作规律，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基础上，采取将会员数字版权一揽子授权的方式，与有关数字出版企业合作，免除了每个会员与数字出版企业谈判的繁重法律劳动，大大降低了数字出版企业获得数字版权的授权成本，而且收益往往高于个体谈判结果，提高了会员的数字版权收益比例，一种电子图书可以向多家数字出版平台授权，获得多种数字版权收益。数字版权收益逐渐成为会员版权收入的新增长点。这已成为协会为会员推广作品，创造实际收益，为产业界提供正版版权资源授权，解决产业发展瓶颈的一个主要方向。这也充分体现了集体管理组织在解决数字版权授权方面的优势。
据了解，文著协已经向汪曾祺、叶圣陶、陈伯吹、吕叔湘、樊发稼、夏衍、柯灵等会员发放了数字版权稿酬。很多会员在收到数字版权稿酬后，纷纷致信表示感谢。
教科书收费和维权仍是重点
文著协和其他协会呼吁多年，《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终于在2013年颁布并实施。在谈到2014年文著协的工作重点时，张洪波表示，执行《办法》，开展教科书选文的收费工作是重中之重。目前文著协正在与有关出版社探讨教科书选文公示备案和教科书选文荣誉证书制度，同时也在整理主要出版社的教科书选文情况，建立“教科书选文认领平台”。文著协近期将在官网公布主动监测的出版社教科书选文情况。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教科书选用后，可以向文著协直接备案自己的信息，以便及时申领稿酬，或委托文著协向出版社追讨稿费。
帮助会员开展网络维权依然是文著协工作不变的主题之一。如在苹果商店的侵权问题方面，国家版权局已将苹果公司网上应用商店纳入主动监管范围，苹果公司也派代表与文著协进行多次谈判，探讨解决方案。
另一个维权的重点领域是教辅。无论是学生用教辅，还是教师辅导用书，都存在没有标明出处、没有篇名、没有署名、随意修改作品、未经授权和未支付稿酬的现象。为此，文著协已联合专业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目前，已掌握几家大型教育出版社教辅侵权使用会员作品情况，准备适当时机提起诉讼。
此外，文著协还将继续加强与海外同行的交流，探讨中国文字作品海外影印复制权的收费和中国电子书海外版权推广问题。张洪波表示，秉承“让权利人利益最大化”的宗旨，文著协希望通过报刊转载和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费的收转，让文字作品的作者认识到，文著协是追讨稿费的专业机构；通过维权事件，让广大作家和出版单位认识到，维权必须“抱团”；通过与手机运营商、数字出版商合作，让广大作家和中小出版机构认识到，向数字版权要效益的时代已经来临。